作者：申红艳（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张士运（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科研成果产出明显地增加，国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快速提升，但是由于成果转化效率低，许多科研成果未能进行产业化应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任旧存在。科学技术创新平台作为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类创新要素的汇聚地，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完善科学技术创新平台体系有利于有效整合政、产、学、研、用各类资源，贯通研发、孵化、转化、投融资服务等关键链条，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推动科学技术创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整个创新链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存在四大堵点：
一是源头创新能力不强。尽管我国科研成果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还缺少重大突破，技术水平尚难与国外先进技术竞争，导致部分企业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优先选择购买国外先进技术。
二是技术供需不匹配。一方面，一些高校与科研院所闭门搞研究，研发成果脱离市场需求，企业难以承接；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成熟度不高，市场风险大，企业不愿或不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由于缺乏畅通稳定的信息渠道，技术供需双方难以及时对接，导致许多优秀研发成果转化无门。
三是缺乏资金保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这对本身就融资困难的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挑战。部分企业为了规避破产风险，不愿投入资金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四是创新资源流动不畅。创新主体之间缺乏有效合作，使得创新资源“孤岛”现象突出。一方面，部分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资源闲置和浪费等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因缺乏中试基地、仪器设备等资源而难以顺利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要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必须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多方面发力。具体来说，可以从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金融支撑、资源优化配置4个方面打造科学技术创新平台：
一是统筹布局科技研发平台，重点解决产业化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提前布局建设一批高端研发平台，着力突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平台，围绕产业化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建立权责清晰、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研发平台共用机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围绕市场需求开展创新活动。
二是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重点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问题。鼓励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需求对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面向市场需求共同开展技术定制、测试检验、中试熟化、产业化开发等活动，从源头上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以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火炬产业基地、火炬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等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为基础，以培育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为目标，构建以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创业服务平台为主线的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推动创新链对接产业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创业联合体，通过转让、并购、合作研发、产权买断等方式，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建立信息渠道畅通、服务功能齐全、交易活动有序的技术交易平台，大力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技术交易市场，为科技成果产业化营造良好生态。
三是创新科技金融支撑平台，重点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围绕创新链健全资金链，强化资金链和创新链链式对接，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每一步牵线搭桥，获取风险投资。完善和规范股权交易市场和债权交易市场，探索建立众筹银行、创客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支撑服务体系。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充分撬动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全面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投资体系。创新金融产品，规范民间金融秩序，鼓励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等各类融资服务组织支撑科技型企业发展。建立科技型企业信用体系，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企业大数据信用平台，建立健全科技金融风控体系。
四是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重点解决科技创新资源“孤岛”问题。加强顶层设计，整合现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促进科技资源集聚，构建多层次、广领域、网络化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体系。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面向企业开放实验室及大型科研仪器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支持建立产业科技资源共享联盟，鼓励依托联盟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推动科技资源在联盟内部共建共享，推进产学研深入合作。建立完善科学技术数据库、科研仪器库、生物种质库等科技资源数据库，打造信息支撑、服务专业、良性合作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加强科技资源共享管理服务人才教育培训，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机构，提升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水平。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